在婚姻面前的抉择

1928年，戴西从中西女塾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如同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女塾的同学一样，美国留学。可是她的父亲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婉莹留在了国内。她与一个同自己家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订了婚。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郭婉莹觉得不能容忍，她不能嫁给一个只会和自己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她不能容忍没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绝了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扭头离开成为少奶奶这条道路，寻找人生另外的方向。后来，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

戴西的家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经历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这个从上海自身来到北京的富家小姐，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她成为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她从北京带回来了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戴西后来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书香门第之人，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郭婉莹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吴毓骧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大忘恩负义，而担心他们在北京只会闹事，于是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

吴毓骧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麻省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吴毓骧在拒绝了与一个拿着钱只会买胭脂水粉的女人的交往后，同郭婉莹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身上，对于感情，都有着超脱世俗与尘世之外愿望。吴、郭二人的婚姻，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然而，郭婉莹毕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中正出生时，郭婉莹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丈夫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丈夫。

最后，郭婉莹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四十年代的一个上海的晚上，郭婉莹由姐夫——吴毓骧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时代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

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郭婉莹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郭婉莹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多年之后，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许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一切都只是过眼的云烟。她选择了怎么样的生活，就得承担什么样的生活。她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样的婚姻。

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郭婉莹依旧做着永安的股东，依旧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设了一家锦霓时装沙龙的工作室。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也不同于当年的北平的时尚路线。他依旧在每一个早晨给自己的丈夫做着可口的早餐，就像新婚的早晨一样，照顾丈夫吃完早餐，给他家的温暖和女人的柔软。她依旧学着一些新鲜的玩意，用煤球丝和铁丝烤出鲜黄酥脆的土司，用铝锅和供应面粉做出有圣彼得风味的蛋糕。

摧毁一切的暴风骤雨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莹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莹的丈夫开起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郭婉莹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郭婉莹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郭婉莹的丈夫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郭婉莹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

替夫还债的郭婉莹自己也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她第一次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

文革前夕，郭婉莹从农场调回了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轰轰烈烈的批斗活动早已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郭婉莹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她的老师，也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她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在当时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郭婉莹。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郭婉莹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郭婉莹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这个曾经是一个出门有防弹车和保镖的四小姐，“文革”里天天面对着一帮子指着她鼻子骂“资产阶级”的红卫兵，她依然高傲地仰起下巴，任由别人用口水扫把袭击她，她没有低过头。翻阅她一生的照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的下巴永远是高高抬起的，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能打垮她。

将这一页翻过去

时间就这么不快不慢的翻了过去，当文革结束时，我们无法估量文革的十年以及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种种预兆，对于郭婉莹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1976年，文革被郭婉莹翻了过去。

就像大家撕去了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一样，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版的大红标语消失了，墙上已经露出了被覆盖前的底色。也许，生活也要开始慢慢显露出它被掩埋的底色。总之，这一页，被翻了过去。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在这一年，郭婉莹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郭婉莹就在这时，被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郭婉莹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们多次要求郭婉莹过去与他们同住，这个安静且坚定的女人拒绝了孩子们的要求，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一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春去冬来。八十多岁的郭婉莹，走在路上，从来不让人扶，上车下车，也不让人扶，她坚持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她讨厌别人照顾自己。她以精致的妆容见人，安详、体面，干净。直到她离世的最后时刻。

文革结束的这些年，在海外的那些以前的郭家的世交，纷纷回来找他们的郭四小姐，要她离开给她带来过灾难的中国。她说“我习惯了上海，It’s myhome。”当有海外的那些窥探中国“文革”故事的记者，蓄意描写郭四小姐的故事时，郭婉莹不愿意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当她的子孙，为她遭遇的不公平愤慨时，她选择了沉默，让那些往事成为了秘密。对一个经历坎坷的妇人来说，对别人为自己感到不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一个女子极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给与了她什么，她都会高昂着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许，这就是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