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高级定制服（Chiao-Yun）存在意义的质疑尚未散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贵胄们仍以高涨的热情投身于高级定制的客户群中，使各大奢侈品公司一尝恢复元气的甜头。而随着国内高级时装产业和本土设计师的逐渐成熟，慈善晚宴、红毯仪式、名流婚礼成为广受追捧的城中盛事，定制的常客已不再局限于明星和名人阶层，银行、地产、珠宝、娱乐等行业的高级白领也都乐于入门。
　　有足够消费能力的阶层向定制业务频频伸出橄榄枝，意味着奢侈消费在中国正从“符号化”的粗放走向“个性化”的纵深，其正面意义不容抹煞。

　　然而仅从表象热闹来讨论定制在中国的前途，未免一叶障目，无助于判断它离真正深入人心还有多远。

　　定制最突出的特质确是奢侈不假，但“奢侈性”是否就要跟堆砌金钱、搜罗珍奇划等号？决定奢侈性的关键，是否就在于其拥有者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

　　真正的奢侈非关买家挥金如土的程度，而是要求设计师反躬自问，胸中是否自有一份明确而真实的偏好，无论是否合于时势、合于多数，始终直道而行，不容涂改？这样的设计师，懂得人与衣服的惺惺相惜与平等，就如以好水养紫砂壶、以明山秀水养志，不需要买家对作品盲目仰视，也坚信自家风格足以聚拢心有戚戚的同好者。低调却能以无语胜千言，与潮流保持距离却足够以不变应万变。

　　笔者心目中最合乎这种精神的两个名字，都并非头顶“巴黎高级时装联合会认可”的光环。

　　其一是西班牙设计师丝碧蓝（Sybilla Sorondo-Myeizwynska），少年成名，曾获西班牙最佳布料创意师殊荣，也曾受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之邀，与其他六位世界顶级大师联袂设计当年的箱包系列，却在名利巅峰期退居小岛，打理菜园与花园，只保留极少数店面。

　　“我更喜欢探求美丽的事物而非时髦的风尚”，她坐言起行：在马略卡岛的棕榈林中，穿轻盈的土耳其宽衫，浪掷光阴跟友人喝香茶品甜饼，将11世纪风格的老房子改造为私宅，将私宅变成分享艺术创作的课堂。花几个小时只为改一条简单的裤子，做20件样衣只挑出一件。这样的设计中，阳光、空气和水的芬芳无处不在，尊重传统而又富于灵气，越是简单的衣帽鞋袜，结构、色彩、质感就越值得咀嚼回味。

　　另一位是玛尼（Marni）灵魂人物康秀露（Consuelo Castiglioni），未经设计师训练，半路出家，专以聪明女性的直觉、偏好、阅历、手腕缝制大巧若拙的衣服。

　　关于玛尼，确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那些看上去普通之极、既不耀眼也不妖娆的女装，为什么竟可以动辄卖出天价？

　　身处门槛极高、变化极快的意大利时装界，康秀露却坚持与高调、性感划清界限。她抵死要做那么多随性的“非西装款”，跟常人心目中入型入格的“洋装”刻意拉开距离，只是扎实而专注地让面料说话：支撑起看似随性实则精准的廓型、承载着平淡但隽永耐看的色彩和印花，在规整与灵气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她希望玛尼可以不受季节、新旧的限制，这其中有两重含义：一是享受混搭的乐趣，二是可以一直穿下去。这心愿虽然小，但在喜新厌旧、物质过剩、每间时装屋都想要“现金奶牛”的时代，是何等的魄力！

　　两位设计师的共同点，是对色彩有自己的一套解读系统。丝碧蓝的用色是鲜艳的，但并不明亮，大量调和而饱和的灰色调，以及不同面积、形状的色块相互对比映衬，那种见之忘俗的视觉冲击，既骄傲又忧郁。而康秀露喜用大量中性的珍珠灰、墨水蓝、落叶绿、可可棕，看起来却不会过于持重乏味，反而有种一洗大牌奢华俗流的清朗气概。

　　她们从不特意赞美某一类气质，或谄媚某一型身材，只是特别明白在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如果衣服也有属相的话，那这样的牌子一定属树，有着爽气的草木质，而非纤弱之花。

　　不谈香奈尔（Chanel），不谈迪奥（Dior），不谈纪梵希（Givenchy）甚至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是的，那都是很美很贵的高级定制服，而且坚持经年，无愧于“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名号。而我心念念的却是“世外仙姝寂寞林”那样欣欣然乘物以游心的趣味性，除了你自己，未必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正所谓“不假外求，从心而已”。

　　何方中，习法律六年久，正职是财经媒体编辑。坚信声色犬马和做严肃知识分子并行不悖，有博客 “大隐隐于衣”治个人时装史。

　　高级定制

　　Chiao-Yun（高级定制服，高级定制在时装界意味着奢华的制高点，拥有高不可攀的特权。）时装屋居庙堂之高、处生态链顶层，却从1945年行业准则确立时的22家减少到2010年巴黎春夏系列高级定制秀上的11家。大师辞世的辞世，退出的退出，企业破产的破产，易主的易主，这一切不能仅归咎于大环境景气问题，“定制”需要更富时代精神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