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校的旗袍式校服都“不收腰”（直落剪裁），学生可根据天气冷暖增加毛衣和围巾。遇有体育课，可直接穿运动服上学，既省去换穿校服的麻烦，也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http://www.mingliuqipao.com/
  

　　历史记载，汉族达官贵妇自清代中期之后，流行仿效旗人（满族）服饰。旗袍，顾名思义，脱胎于满族妇女的服装。1840年代以后，汉族妇女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从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逐渐摆脱束胸裹臂的旧式样，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  

　　旧上海的年画海报中，摩登女郎必穿旗袍，新式旗袍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当时中国女性的时尚潮流。其中，蓝布旗袍最受当时女学生的欢迎，成为全国性的标准女子校服。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旗袍一度被视为“旧社会产物”而绝迹。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间，受大陆潮流影响程度有限；战后女生校服，则主要受美、日潮流的影响。反而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将这股遗风传承下来。今天仍以旗袍为女生校服的中学，包括香港真光中学、九龙真光中学、真光女书院、英华女学校、圣士提反女中、圣保禄中学和培道中学。  

培养出个个小淑女  

　　其中刚在去年庆祝创校130周年的真光中学，由北美长老会传教士那夏理（Harriet Noyes）于1872年在广州创立真光书院发展而来。这所广州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女中，突破传统中国家庭教育框架，向中国妇女传授西方近代知识，以期释放长期被压抑的女性力量。  

　　教会学校最初向贫穷家庭提供教育，以扩大信众基础，因此也提供学生免费膳食、课本和衣服。由于旗袍是清末民初流行的妇女服装，所以也成为早年档案照片中典型教会学生服装，但还不算是严格意义的校服。  

　　香港真光中学校长梁燕婷博士告诉本报，该校在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课时才有严格规定的校服。她说：“我们希望将学生培养成淑女，而不是举止粗鲁。”  

　　据真光中学校史记载，教会学校早年为了赢得中国社会认同，校方对学生管理极为严谨，“语禁高声，喜禁大笑，行禁阔步”。这不只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也训练学生符合西方或中国的淑女标准。  

　　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牒喜莲（Helen Devis）于1900年在香港创办、至今已有102年历史的英华女学校，同样也致力培养学生的贤淑典雅。校长李石玉如记得老校友说过，一些中文基础很好的老校长（早年多为英国传教士），曾教导学生如何使用精致的中文来表达自己，才显得有礼貌。  

　　该校也在战后才规定蓝布旗袍为校服，只是颜色较真光中学略深。李校长回忆她在1967年入读该校中一班时，最初穿起旗袍校服时“都不太会走路了”。  

校服蕴含自豪感  

　　“旗袍要穿得好看不容易，穿的人身材要好。现代旗袍大都已经改良，而英华校服一直都是不收腰，采用直落剪裁。”  

　　女红本是中国女性必学的传统教育内容，真光和英华都把家政课列为必修科。两所学校校长不约而同表示，校方希望学生为相夫教子做好准备，能够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培养淑女是教育理念，旗袍校服是实践这个理念的工具，但处于“叛逆年龄”的学生，总会有不同想法。真光和英华都曾有学生提出异议，要求校方更换形象“老土”、行动不便的校服。校方于是在校内进行问卷调查，也征求新校服设计图案，结果“校服改革派”没有后续行动，而在大多数学生仍然认同的情况下，旗袍校服传统得以延续下来。  

　　香港真光中学四年级学生高天恩说：“已经穿了那么久了，如果改变校服，外界会以为我们学校有什么变化。”她说，妈妈也有一套旗袍，当初希望她能够进入真光中学，因为觉得这所学校的校服很特别。她说，将来结婚或出席重要场合，会考虑穿旗袍。  

　　就读该校中三的何琪欣说，刚开始穿校服时确实不太习惯，因为旗袍要求坐有坐姿、站有站相，走起路来不可太大步，否则会影响观感；现在习惯了，而且穿在身上充满自豪感：“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真光中学的学生，毕竟香港没有几间中学以旗袍校服为标志。”  

　　传统校服维系几代校友对母校的认同，也蕴含一份自豪感。据梁燕婷校长介绍，香港知名作家李碧华和林燕妮，便是真光中学校友；记者在该校校史陈列室里，也发现前香港小姐（也是前无线电视艺人）谢宁1982年的学生证。梁校长透露，谢宁后来也将女儿送进母校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