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艺术生长四川盆地的川西平原。四川西古称“蜀”，故川西的手工刺绣被称之为“蜀绣”，沿袭至今，成为古巴蜀和今天四川省刺绣的统称。

　　蜀绣的兴起，与蚕丝织品的出现密切相关，“蜀”是一种野蚕，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蜀，葵中蚕。清代汉学家段玉裁在他的《宁县志》中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可见，“蜀”，就是蚕。古代的川西，由于种桑养蚕发达，才被人称为“蜀国”或“蚕丛国”。有了发达的桑蚕业，织造业应运而生。《华阳国志，巳志》记载：“禹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史记》中记载有春秋时代初期，蜀国和秦国通商的记载，蜀人用麻织成的蜀布，用蚕丝织成帛等运销到秦国的都城雍。蚕桑织品的出现，为刺绣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随着丝织品的出现，民间刺绣日益兴起。春秋时期，蜀人已将刺绣用于服饰，发展到秦汉时期已具有一定的技艺。西汉文学家杨雄曾在《蜀都赋》中，高度赞扬蜀地刺绣的精湛技艺；“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锦绣”之说源于此，由此可见，当时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精彩场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蜀地有绣的文献。从这一记载里，我们不难看出，蜀绣在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很高的技艺了。
　　以后中国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蜀绣的历史记载，蜀绣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由分散于民间的闺阁女红发展到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刺绣作坊，并为刺绣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清道光年间（公元1830年前后），为适应刺绣业的发展，成都地区成立了刺绣的领导机构——“三皇神会”，这个社会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制定了奉祀条规，维护行业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纠纷，绣工则逐步形成三个刺绣业别：一、穿货，以生产狭披，挽袖为主；二、行头，以专制剧培育、神袍为主；三、灯彩，专做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穿货业发展较快，品种逐渐增多，产量增大，技艺不断提高，出现了平金、打子、拉丝、平绣等技术。1903年（光绪29年），在四川劝业道台沈荣坤，周孝怀的先后主持下，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总局内有刺绣人员60余人。绣工们一起研究刺绣技艺和图案设计，创造新针法，增强蜀绣的表现力，劝工局生产的绣品细微精美，风格突出，大量作为贡品，供皇室享用，在劝工局的影响下，民间三槐树街王松轩女士自制彩线，采用名人画稿，绣工精巧，很受欢迎。她的绣品虽高于官价，但被人争相购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破除了旧的服饰制度。因此，刺绣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动，刺绣人员不得不转向改做民间大众化的日用品，如被面、枕套、罩檐、门帘、彩帐、寿裙、寿衣等。兼营欣赏品的店铺也有十余家，主要产品有佛像、鹦鹉，郑板桥的竹石以及人物等。在色彩上有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红大绿的色彩。当时蜀绣产品覆盖面较大，不仅占领了省内市场，而且还大量销向省外，刺绣人员也相应增多，仅成都就开设店铺60余家，专业刺绣人员一千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江苏、湖南等省相继沦陷以后，成都成了西南大后方，绣品主要靠成都供应，因而蜀绣产品供不应求。这个时期不仅专业刺绣人员增多，而且咱西平原的农村发展起数以万计的副业乡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陷入内战，通货膨胀，被面需求量突然增大，资方为牟取暴利，偷工减料，粗造滥造，并采取压低工资等手段来增强市场，增大产量，因此在川西农村迅速发展廉价绣工，人数多达两、三万人。农村低廉绣工的涌现，危及了专业人员的生计，迫使大量绣工改行。到解放前夕，成都仅有经营承包店主一百人左右，专业绣工90余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蜀绣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1年成立了公私合营刺绣厂，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中转为集体所有制三个合作社。1961年三个蜀绣合作社合并为成都市蜀绣厂。为保护、发展、发掘民族工艺，党和政府大力扶持蜀绣生产，使蜀绣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技艺有了较大的提高，绣制了一批优秀作品，十年浩劫，使刺绣生产全部陷于停顿。1971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蜀绣事业开始恢复，至八十年代，蜀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蜀绣产品的种类与针法
　　蜀绣产品的种类繁多，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精工艺高、题材广泛的欣赏品，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这种产品可分为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异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另一类是量大面广，美观实用的生活品，如审美观点面、枕套、桌套、绣衣、绣鞋等。随着对外开放，海内外参观，旅游宾客的增多，旅游工艺品也逐渐开发，这是当代蜀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蜀绣产品，特别是蜀绣艺术品，是一个集绘画、刺绣、书法、雕刻、金石为一体的综合工艺品，设计人员通过构思创作原稿，然后制成绣稿，刺绣人员对绣稿进行再创造，在白色丝缎，透明的尼龙纱上用各色丝线手工刺绣成绣品，然后刺绣上题款，印章，最后由装屏人员装入精致的木刻屏框中，这些精工制作的绣品，栩栩如生，巧夺天工，蜀绣产品采用的画稿大多以中国画为主。近几年也将西洋画作为画稿，加工再创为绣稿，但数量极少，这也反映了蜀绣民间传统工艺的特点，蜀绣的“鲤鱼”，分类很多，有小草鱼、荷花鱼、绿竹鱼、芙蓉鱼等。采用高难的针法，在轻薄透露的尼龙纱上精细刺绣，通过鱼的深浮游动和配景的各种姿态，宛如一群鲜活的鱼邀游于一池清澈的品中。在绣制国宝大熊猫、金丝猴、锦鸡等题材的作品时，更表现出蜀绣的精湛技艺，如单面绣大熊猫，采用子丝毛针，盖晕针，撒晕针，切晕针等十多种高难针法，把大熊猫绣画得活灵活现。
　　蜀绣的“人物”题材，多采用蜀中名人或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如“蜀宫乐女”，“文君听琴”等。《文君听琴》采用双面三异绣，司马相如抚琴，文君细心听琴，一正一反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刻画得淋漓尽致。
　　蜀绣的针法与传统绘画有机结合，技艺的特点是，平齐光亮、针脚整，掺色柔和。这些技艺的特点又来源丰富的蜀绣针法，常用的针法有运针、铺针、滚针、截针、盖针等，蜀绣针法不管采哪种，都要求针脚整齐，绣线要捻底，线体无子眼，针脚清晰不乱。其次是虚实得体，密不漏底，该虚的缥缈虚无，若隐若现，针脚可增可减，增减不乱，最后是“劲气生动”，即施针方向不仅符合绣物的自然生长规律，更要求绣得有生气，有一气呵成，气韵联贯的艺术效果。
　　蜀绣誉盈海内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蜀绣以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留下了一幅幅绝世珍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早在西汉期间，蜀绣和蜀绣已驰名全国，以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是蜀地进奉皇宫的贡品，并通过“丝绸之路”销往西方各国。1951年，四川劝工局刺绣艺人张洪兴等四人绣制的《动物四联屏》，首次参加在南洋举办的“马拿马赛会”。并荣获金质奖章，这是蜀绣史上的第一枚国际金奖。
　　1952年，蜀绣艺人为进藏部队绣制了毛刘周朱等领袖的肖像，极大的鼓舞了士气，1960年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绣制了大型单面绣《万水千山》和《毛主席走遍全国》等蜀绣珍品。六十年代中期，采用画稿工艺试绣《芙蓉鲤鱼》成功，以后逐渐发展出十几个品种，还制绣了具有时代气息的英雄人物《邱少云》、《刘胡兰》等。
　　1973年，蜀绣精品《海棠鲤鱼》参加全国美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1974年，外经贸部在广州举办交易会，邀请蜀绣老艺人现场表演，受到外宾的高度赞扬。同年，《海棠鲤鱼》赴英国展出，得到当地人民的赞赏。并被收藏于英国博物馆。1979年，在香港举行中国刺绣展览会，《海堂鲤鱼》誉震中外，为祖国争得荣誉。此后蜀绣产品先后赴英、美、法、加拿大、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科威特、菲律宾、日本等国展出，均受到称颁。1981年，长4.4米，高1.7米共计32条鲤鱼的巨幅双面蜀绣《芙蓉鲤鱼》布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83年，在全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蜀绣精品受到对外经贸部颁发的奖状。同时，蜀绣精品在法国展出被抢购一空，其中由肖福兴、陈洪寿领衔，江学强、赵崇延等人参加绣制的单面绣《蜀宫乐女》，被当地博物馆以4万法朗收藏。
　　1982年是蜀绣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蜀绣在原有工艺上推陈出新，成功的绣制异色双面绣《大小熊猫》，同年《仙山花鸟》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为四川省轻工业赢得了第一个银质奖。
　　1985年，由肖德全绣制的蜀绣精品《猫狗图》，江学强，彭世平等人绣制的《芙蓉鲤鱼》在巴黎展出引起轰动，众多新闻媒体使用了“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等誉词，法国总理希拉克对《猫狗图》赞不绝品，连声称赞“妙极了”。1990年蜀绣《竹林马鸡图》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家”收藏。同时，蜀绣针法锈《水漫金山》获希望杯一等奖，《装饰绣》获希望杯二等奖。
　　1997年，澳门回归时，四川省委、省政府将易启明领衔，袁伟 、林玉梅、肖梅等人参加绣制的大型双面绣《九寨沟熊猫》作为礼品赠送给澳门特区政府。2001年，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双面绣《熊猫戏丝图》赠送给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置身于蜀绣研究所精品陈列室，仿佛漫步花丛草径，闻听竹吟水唱，使人感受万物之灵性，艺术之神韵，似走向远古，又回归自然。一位日本客人在参观后挥笔写下：“此地只应天上有，人间那会几回闻”，这就是蜀绣这门传统技艺的魅力所在，蜀绣是我们东方璀灿的艺术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