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或设计界，旗袍在很多人看来属中国传统服装的当然代表，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服装传统的代名词。但是，站在21世纪的高处回首中国悠久的服装历史，旗袍真就那么传统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旗袍从流行之初就注定了它是拖着西化影子的中华国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澄清中国的服装及设计史实，亦为中国现代服装设计如何将民族传统与国际流行交融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

一、旗袍风尚的基本特征

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 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而所谓“旗袍风尚”则更多是从装扮行为模式和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其基本特征为：以旗袍为基本品类，在配伍上则具有一件制服装的特点，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长裤，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风行一时。

二、旗袍风行的起始时间、地点和人群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⑴。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⑵⑶。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⑷⑸。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⑹。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地，应在其时对中国服装流行影响最为广泛的上海或北京。尽管旗袍从名称上望文生义应与满族人有必然的联系，而北京的满族人非但在数量远多于上海，还在衣着上保持有本族旗装(Qi Style,也称满装Manchu Style)传统，且两地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也较为一致，但是，旗袍在当时是一种新派的时兴，它与满族人旧时的袍在穿法上有诸多不同，但却和西式裙装颇为类似，以上海在中国唯一的时尚中心地位、西风东渐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着时兴的城市特征而言，1948年屠诗聘先生断言旗袍“开始流行于上海，逐渐流入内地”并非虚妄，而许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过类似论述⑸⑺⑻。

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群体，有诸多原始记载和研究结论表明为上海的女学生群体⑷，⑸⑻。以当时其“女界领袖”的衣着引领地位和对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论，也只有她们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⑼。

三、旗袍式样的起源分析

关于旗袍的式样起源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很多结论认为民国旗袍是清代旗装中的袍的延续，其主要依据为两者之间形的类似和名的联想，国外也有将其称为“Mandarin Dress”⑻⑽。但是，此类推论很难解读旗袍风尚中弃裙裤而穿袜甚至裸腿的迥异于此前中国传统的装扮特征。事实上，服装历史中很多款式的类似纯属巧合，断言其承袭却又不尽然。在清代，女式旗装袍一般称为衬衣或氅衣,却很少有旗袍之说⑾。尽管沈从文先生在论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时曾谈到其中两件长袍“已经具有后来旗袍规模”，但本意应该是求得对研究主体的形象说明而非指两者之间的因袭必然⑿，。张爱玲曾将最早的旗袍解释为1921年女学生对男装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论证⒀。还有境外研究认为旗袍的起源是汉装、旗装和西方服装的元素结合，却又语焉不详⒁。

作者无意否认旗袍与中国传统服装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旗袍的早期时尚，我们会发现它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清代旗装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国粹的旗袍从风行之初就脱不了西化的胎记。
  
首先，必须看到传统的袍在中国女性中的普遍使用曾出现断层。清代的满族女性穿袍，汉族女子则主要为褂、袄配裙和裤。尽管满汉服装间的区别到清末已很模糊，但民国初年女性穿袍者“极不普遍”⑵。其次，从历史的沿革角度考虑，自19世纪末起包括服装在内的部分旧传统习俗就被有识之士当作妨碍中国进步的障碍，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废除了清代的服装礼仪制度，还发生了短暂的排满风潮，其后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受西方文明影响最早也最大的上海，复制清代旗装袍的社会条件似不充分。再从旗袍的使用群体角度分析，旗袍初始的穿用者和最早的倡导者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的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他)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他)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服装史上由此有了清代女装的“汉装(Han Style或Chinese Style)”和“旗装”之分，尽管自清末起上海女装就是西洋东洋、汉装满装兼而有之，但要让其照搬曾为之唾弃的旧传统服装少有可能。由此可见，旗袍与清代旗装中的袍应该不会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任何新流行的兴起在其偶发性的背后都有必然性。联系1925年前后的上海女装时尚，可以对旗袍式样的诞生作如下解释：自20世纪10年代起，传自留学东洋女学生的少有纹饰短衣长裙的“文明新装”成为新派女性的时髦；马甲原本是清代以来上海妇女的常用衣类，短可及腰长可至膝，20世纪2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至小腿的大马甲，类似旗装式样的袍而无袖，有人为求区别也为标榜新奇将它称为“旗袍马甲”；至旗袍风行之前，开始有将旗袍马甲着于褂袄之外而取代裙和裤的穿法，部分研究认为旗袍即脱胎于此；再将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马甲加上文明新装中风行的及肘喇叭袖（时称倒大袖），构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式样⑸⒂。

但是，如此仅说明了旗袍本身的形的由来，却无法解释旗袍风尚中与旧传统完全不同的服装配伍方法，而这恰恰是民国的旗袍和以往传统衣着习俗之最大区别所在：自清代至旗袍风行之前，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女性均通过与袍服或上装相配的裙和长裤将下肢基本遮盖。而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裤的记载外，其时尚主流基本为旗袍内不着可能外露的裙及长裤，而是配穿合体的袜，甚至不着袜而裸露小腿⑷。

作者注意到，旗袍与当时的连衣裙等西式裙装在衣裳连属的制式和衣装搭配上均有出奇的相似，包铭新先生也曾将旗袍比喻为中国的One-piece Dress⒃。早在20世纪初，上海已经于华洋杂处中见识并开始宽容地接纳了包括西式裙装在内的西方服装体系；10年代中期后上海流行跳交际舞（时称“交际茶舞”），摩登女子穿用的“茶舞服”中就有西式连衣裙；对于部分受西方文明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而言，西式裙装也常为其所用；而且作为旗袍母体之一的文明新装亦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服装，它是西方服装体系通过日本再迂回传到中国的结果，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围系式而改为西式套穿，裙内也不再穿着长裤；加之上海“时髦机器”的城市特性对服装流行求新求变的诉求，在上海的西式学堂的女学生群体中最早出现了融旗袍马甲、文明新装和西式裙的诸多特性于一体的旗袍新流行也就不难理解。旗袍之所以“只不过略仿旗装，和真正满人的袍，相去很远”，其根本原因应在于此⑸，而这又是过去的某些研究较为忽略之处。

四、旗袍称谓的由来推断

尽管自清代以来，袍就不是普通汉族女性的日常服装，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数欲以衣装猎奇争艳者穿用，但由于男子的普遍使用，当时的人们对袍并不陌生，而所谓旗袍确实与其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将它归类为“袍”也很合理，何况还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说。同时，因为汉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满式男装，而旗装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装饰不同外几乎形出一辙，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马甲也与旗装的袍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理出旗袍与旗装袍的间接联系。“旗”字则可从“旗袍马甲”中得到解读，“旗袍”称谓甚至还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较先采纳旗袍的又是一个鼓吹男女同权的社会群体，她们不但要通过旗袍摒弃过去妇女上衣下裙两截穿衣的习俗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弱势群体形象，更想无论在称呼上还是在式样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样使用袍的权利⑶。而且尽管其时的上海已经较为开放，保守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对西式装扮和新奇时髦虽然见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广过程中还是阻力重重。新式、样冠以看似传统的“旗袍”之名以强调中式模糊西化，也许是为体现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减轻社会的群体压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学解读、消费保证和社会机遇

任何一种式样要成为时尚，必须为大众的美学理念所认可、消费相对便利并包容于一定的社会氛围。风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观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国服装传统的外观承袭，但又是西风吹拂下的传统变异。时尚美好出乎想象的强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装流行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社会风气，加上民众重视衣饰的习俗和传统服装制作业的基础，以及北伐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终于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国的全面流行。

对于旗袍时尚的美学解读，尽管有观点认为其在于类似西式审美所嘉许的人体曲线显露，但事实上旗袍风尚仍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潜意识并构成了具有中国20世纪前期的时代特征的新的衣饰美学观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传统的平面结构，其连身通袖强调的还是手臂下垂时传统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间得到意念上的完整；尽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处是合体的，但由于没有横向腰线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虽通过边缝内收但仍具相当的宽松度，在顺畅的廓形下，胸的突显依然较西式服装为弱，而东方人种臂的扁平却被忽略；至于纤腰则是概念想象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说，即便是腰变粗腹显赘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条，最多只是使袍在腹前有一个不明显的凸出曲面，反而显出中国传统式的“富态”，这使得旗袍无论二八佳丽或六十年纪均相适相宜。如此构成的旗袍非但中国的女人喜欢它，即便男人也欣赏它，老派人物接纳它是因为其有传统的服装表征和审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当时所必需的开明；新派人物欢迎它则着眼于其中西交融的衣着方式，还具有紧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个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对于服饰配伍的中西包容又体现出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偏爱。

由于早期旗袍的结构和传统服装脉络相承并不复杂，同时其简练的廓型和局部装饰又对材料具有极大的兼容性，服装制作因人而异相当便利，这使得旗袍的风行在物质上成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缝摊或把裁缝请到家里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钱则干脆自做自穿或请人帮忙，而当时的时装店通常只卖西式服装，至多有一两个柜面承接那些不满意江湖裁缝又不愿自己动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尽管其时并没有设计师的职业分工，但是具有优秀服装传统的中国女性特别如上海的时尚民众，将其流行主张通过裁缝之手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现代概念中的设计行为。正是由于旗袍的这种泛设计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异但有着丰富的局部变化，进而造就了旗袍个性充沛的风尚流行。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为旗袍的风行提供了有利时机。北伐革命的隆隆炮声和妇女解放的阵阵口号，成了作为新女性的标志之一的旗袍为社会接纳乃至赞许的最好理由⑸。社会各界特别是商业功利驱使下的纺织厂、服装店等则对旗袍时尚的推波助澜。妇女特别是城市女性的时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进入百姓衣装生活⑸⑻。自1927年以后，旗袍的流行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推广，至20世纪30年代，旗袍已经取代上衣下裙而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服装品类。

六、结论

旗袍风尚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它起始于1925年上海的女学生群体，1927年后风行全国。早期旗袍的式样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的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并被现代人视为20世纪中国衣着传统的代表和中西交融的设计典范。鉴于旗袍风尚与以往袍服的区别，可将“旗袍”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全部具备或部分突出如右衽开襟、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等局部特征的一件制女装的专门指称，而将此前旗装中的袍称作“旗装袍”。同时，由于境外研究以及英文翻译对旗袍的表述多种多样，如“Mandarin Dress”、“Ch'ipau”以及“Cheongsam”等，建议统一以“Qi Pao”指代。

注释：

⑴郑逸梅：《服御之变迁》，上海，纺织染工程，1946年第4期，第5页。
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第534页。
⑶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第33页。
⑷佚名：《南京缎子谈》，上海，申报本埠增刊，1925年6月22日。
⑸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上海，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8，第19至21页。
⑹菁如：《北平妇女服装的演变及其现状》，天津，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0日。
⑺肖伯清：《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第224页。
⑻许地山：《近三百年来中国底女装》（下，续五），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
⑼姜长麟：《女学生的服装问题》，上海，《妇女杂志》，1924年10卷4号，694。
⑽上海市戏曲学校中国服装史研究组：《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第306页。
⑾黄能馥：《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第376页。
⑿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1992，第513页。
⒀张爱玲：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20th Century，上海，1943年1月号，第71页。
⒁Valerie Steele，China Chic：East Meets West，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Saven：第45-48页。
⒂胡根喜，老上海：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150页。/⒃包铭新：《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装饰》，北京，2000。
  
作者概况：
  
卞向阳，1965年6月出生。艺术设计学学科教授。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流行色学会会员、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专家委员、上海市服饰学会会员、《上海服饰》、《江苏纺织》编委、《服装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发表服装史论及服装品牌理论、设计美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